“双一流”之后 大学教育鸿沟会越拉越大吗？

9月21日，中国首批“双一流”高校名单公布，137所中国高校上榜。并未出乎意料，原“985”工程大学全部进入“一流大学”名单，原“211”工程大学都进入“一流学科”名单。

“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共42所，分A、B类，36所A类高校，6所B类高校。除了39所“985”工程大学，还有郑州大学、云南大学、新疆大学三所原“211”工程大学。“一流学科建设高校”共95所，71所为原“211”工程大学，另有24所非“985”和“211”工程学校加入。

这137所高校也被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称之为“国家队”，“位于链条的顶端”。但是，在这份名单之外，其他高校又将何去何从？

当然，“双一流”建设为专项投入的一种，而高校之间的差距，往往成因复杂，受诸多因素影响。

会有马太效应吗？

根据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1年，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699万人，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80所。其中，普通高等学校2596所（含独立学院266所）。

不少人担心，此轮高等教育格局调整，其他绝大多数高校，可能与这137所高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，就像当初“985”工程一样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就认为，“双一流”建设“当然会有马太效应”。也就是说，强者愈强、弱者愈弱。

“双一流”高校将获国家和地方财政两个渠道的支持。据财新记者统计，除港澳台外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目前公布的“双一流”建设计划支持资金总额已超550亿元。

周光礼说，“双一流”建设将会奠定未来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，目前看，还是东部多，中西部少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基本重合。

在“一流大学高校”名单中，郑州大学、云南大学、新疆大学三所位于中西部，且不属于原“985”工程高校。周光礼分析，尽管名单也有意向中西部倾斜，但是，不均衡格局一时难以改变。

如何认识高等教育间的差距？

在张端鸿看来，不能因为高校之间存在差距，就认为完全是由“双一流”建设所致。

“‘双一流’要解决的是超越和引领，是高等教育和学科的重大突破。”张端鸿解释，从教育结构而言，高校间的差距并不能借助“双一流”解决，大学需要均衡性发展，也需要一定的差异化，二者有政策阻隔，单一的政策不能解决。比如，国家重点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，就是要解决高等教育区域公平问题。

当前，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之间的巨大落差不仅体现在区域与区域之间，即使在同一区域内，不同高等院校之间的经费水平也会迥异。2021年，北京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61343.96元，山西为11795.65元，全国水平是18143.57元。北京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为32147.32元，山西为5182.68元，全国水平是8280.08元。

“综合定额+专项补助”是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的基本模式。周光礼介绍，“综合定额”是指根据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数据或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数据，加之学校教职工情况，确定综合定额标准。“专项补助”则是根据高校发展状况、规模等，由主管部门拨付的具有明确用途的经费，比如之前的“211工程”“985工程”专项、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等。综合定额经费学校拥有自主统筹使用权。

一般来看，部属院校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保障，地方配套支持，地方高校则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财政投入。地方高校数量占普通高校总数的90%以上，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水平。

“高等教育既有中央财政责任，也有地方财政责任。有的地方政府比较重视高等教育，注重投入，包括引入外地高校异地办学等。一些地级市的经济排名越靠前，一般越重视高等教育，经济发展水平越靠后，投入和重视程度越弱，甚至有些地级市，还是存在零投入情况。”张端鸿说。

不过，张端鸿认为，高校经费筹措方式应该越来越多元，包括科研拓展、企业合作、接受捐赠等。从长远看，公共财政资金所占比重应该逐步下降，整个社会以及高校都应该尽快确立起这一理念。

目前，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政府拨款（中央拨款或地方拨款）、教育收费收入、科研经费收入和其他收入。教育收费收入包括学费、住宿费、委托培养费和培训费等。科研收入包括中央科研经费拨款、地方科研经费拨款和科研事业收入。捐赠收入、利息收入、对外投资收益等属于其他收入。

周光礼曾统计，2020—2021年，“985”工程大学总收入5441.99亿元，校均年度经费达28亿元，（中央与地方）政府拨款和教育收费、科研经费等收入分别占大概50%，其中，中央政府拨款占比40%。

在张端鸿看来，即使把“双一流”等建设项目抽掉，有些大学的自我吸纳能力还是非常强，高校之间的差距依然会很大。

但是，一个现实的难题是，地方普通高校一般并不具有如此丰富的收入来源，已成当前高等教育的短板之一。

怎么补短板？

“现在的高校苦乐不均。” 张端鸿说，有些普通高校的年预算总额才几千万，办学经费很低，中央投入拿不到，同时也拿不到地方政府常规拨款以外的投入，只得依靠常规拨款，这类学校应该重点关注。

张端鸿认为，从财政资金配置看，基本方向是提高高校的基本拨款力度，且应该大幅增加，“把这块加上去，会有基本保障，现在很多高校确实比较苦。”

虽然近年来的生均拨款水平在不断提升，但是，与教育培养成本相比，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。张端鸿说，如果学校经费有限或严重不足，“只能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偷工减料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则直接建言，与“双一流”建设一起，应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，启动一个“双非”建设计划，对于既不是一流大学也不是一流学科的高校，重点投入，把底层高校的短板补起来。

周光礼说，只有底层高校发展起来，做大做强，中国才能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强国。否则，少数几所院校发展再大，也难言高等教育强国。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，包括多种类型，多种形式和各个地区的高校。

只不过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阶段，在现有财政和教育体制的条件下，要真正补起高校短板，任重道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