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戈尔巴乔夫的“改革与新思维”从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,该改革以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,建立人道的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名义,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,苏联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党地位和公有制经济对国家经济的有效控制。
1、体制僵化、经济衰退
在苏联,“斯大林模式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体制,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。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“一球两制”的新格局的话,那么,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,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,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,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,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。
2、领导人因素
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,这名“船长”很不称职,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,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,他仓促应对,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,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,危机骤增,秩序失控。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,苏联的解体,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。
3、苏共内部的腐败问题
苏共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,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,享有各种既得利益。到勃列日涅夫时期,更形成一个个“官僚氏族集团”,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,官官相护,贪污渎职,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,民心尽失。
我国在建国时便以公开声明,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绝不干涉他国内政,也决不允许他国干涉中国内政,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的内部问题,是苏联政府的内政,出于尊重,我国不方便干涉,也没有办法干涉。
另一方面,苏联是由许多国家共同组成的联合国家,能够帮助苏联的一定是一个比苏联还要强大,还要富足的国家,而我国在当时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,当年的中国并不像今天的中国这般强大,如果贸然出手相帮,甚至还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。当时的苏联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,即便有医生暂时帮助了苏联,抑制了病情,也只是治标不治本,苏联的内部问题依然会导致苏联的解体。
而我国从苏联解体中也学到了不少经验,开始了我国的反思,建立了政府的监察机关等相关部门,以此避免我国重复苏联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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